這件舊事,源於很多年前的墨子。
當時魯陽公準備攻打鄭國,於是問了問正在遊歷的墨子的意見,也就是那一次公造冶和魯陽公比戈戰而勝之揚名天下的那一次。
當時魯陽文君將攻鄭,子墨子聞而止之,謂陽文君曰:「今使魯四境之內,大都攻其小都,大家伐其小家,殺其人民,取其牛馬、狗豕、布帛、米粟、貨財,則何若?」魯陽文君曰:「魯四境之內,皆寡人之臣也。今大都攻其小都,大家伐其小家,奪之貨財,則寡人必將厚罰之。」子墨子曰:「夫天之兼有天下也,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。今舉兵將以攻鄭,天誅其不至乎?」魯陽文君曰:「先生何止我攻鄭也?我攻鄭,順於天之志。鄭人三世殺其父,天加誅焉,使三年不全,我將助天誅也。」子墨子曰:「鄭人三世殺其父,而天加誅焉,使三年不全,天誅足矣。今又舉兵,將以攻鄭,曰吾攻鄭也,順於天之志。譬有人於此,其子強梁不材,故其父笞之,其鄰家之父,舉木而擊之,曰:吾擊之也,順於其父之志。則豈不悖哉!」
這番話只是義,而當時墨家眾多善於守城的弟子云集鄭國附近,那是利弊,最終導致了那一次魯陽公攻鄭的計劃流產。
之所以四五年前泗上輿論轉向之後曲解這段話的緣故,那是因為由「非攻」轉為了「一天下則無攻為大利」。
墨子和魯陽公的那番話的意思其實很簡單,魯陽公說鄭國有罪,我準備干涉鄭國。墨子說這就像是別人家的兒子不好好學習,他爹拿着棍子打,你也拿着個棍子給那孩子一頓打,說我這是順從他爹的意思,這不扯淡嗎?
換而言之,如果墨家的思想不修正,在四年前菏澤會盟的時候,很可能搞出一個菏澤版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,各國不論大小平等,各國不得干涉他國內政。
墨子的話放到後世幾千年後的地球上,其實道理還在講:我家裏有事,用不着別人家管。
問題就在於當泗上強盛之後,適就開始修正墨家的思想,因為泗上墨家現在做的事,就是別人家的孩子不爭氣,自己拿着棍子上去動手打,然後還大談這是天志,這是天下普遍適用的真理。
窮則不干涉內政,達則順從天志以誅不義。
這時候再提這個故事,就難免需要另尋解釋。
這時候鄭國的君臣在公開場合和墨家使者談及這句話,其實在墨家使者聽來是有些尷尬的……
譬如繒、薛、費等小國,墨家不但「順於天之志」,還直接改變了各小國的制度。
墨家內部鬥爭已經結束,適的修正派已經佔據上風,對於墨子的理論都有了修正後的解釋,就像是非攻一樣,非攻只能治標不治本,天下定於一就無攻了,無攻才是解決非攻的最可靠方式……
當然關於這番對話,墨家內部也有自己的解釋。
鄭國知道墨家這時候來鄭國的意思,很顯然是想要藉助鄭國轉移一下韓國的注意力。
墨家也知道這時候來鄭國,鄭國君臣很容易想到墨家的用意。
但這不重要,重要的是鄭國想要自己被利用,而墨家正好可以利用。
鄭國是否有罪,不在於鄭,而在於韓。
當年鄭國也沒有親近墨家,可一樣被魏韓瓜分掉了國土,經歷了短短二十年國土丟失一半的慘境,鄭國君臣也早已想清楚了。
只是這番當年止楚攻鄭的言辭,這時候說出來其實墨家的使者是略微有些尷尬的。
墨家使者略微尷尬之後,忙道:「其時,魯陽文君也不過是為了私利,並不能夠真正地順從民為神主、解民三患的天志。是故鄭被姬鄭所治、與被楚羋治理,並無區別,故而他為私利而戰便是不義,是以子墨子止之。」
墨家內部的修正解釋,就是嚴格區分鄭人、鄭公族的區別,以此為自己將來定天下於一有在內部的邏輯合理解釋。
鄭國君臣倒是不在乎這些,他們提這件事主要是為了引發這一次關於泗上援鄭的議題,聽墨家使者這麼一說,一名子陽餘黨便道:「數十載過去,天下依舊,大國之君多為私利而行不義,能夠如泗上那般真正為義而戰的人實在是太少了。」
「如今韓國一心想要吞併宋國,都是出於韓宗私利。鄭國雖小,卻也參與過昔年菏澤之盟,也在諸夏戰爭法上簽署了本國之名。」
「鄭國君臣自知不能夠知曉天志,也不能夠解民三患,可韓國入鄭,也不能夠解民倒懸,反倒是讓民眾多受戰亂之苦。」
「韓有陽翟、負黍,屯兵於潁水,距離鄭都不過百里,若韓有意,數日可至,鄭國民眾皆恨韓,還請墨家看在百姓戰亂之苦,給出保鄭之法。」
鄭國現在真的就處在危機之中,不是說如果這時候不參與宋國事、和墨家刻意保持距離韓國就會放棄吞併鄭國的野心的。
欲加之罪,其無辭乎?
如果魏韓聯合干涉宋國,魏國必然會再次用鄭國的土地酬謝韓國,因為此時的魏國已經不是當年文侯時候的魏國了,北失中山,西河有險,趙人翻臉,楚奪榆關,也正是最需要盟友的時候。
鄭國君臣想的清楚,之前二十年的經驗也確切地告訴他們是否有罪小國是無法申訴的。
本來鄭國對於四年前的菏澤會盟充滿了期待,希望那一次會盟墨家會繼續秉持非攻之志,以新的國際法代替已經崩壞的周禮體系國際法,以泗上的軍力維繫各國和平。
然而四年前菏澤會盟帶給鄭國的是絕望,墨家絕口不提各國平等之事,而是大力鼓吹天下定於一是不可逆轉的大勢、是真正解決戰亂之苦的治標治本的手段。
這一次墨家使者來到鄭國,讓鄭國君臣看到了一次轉機。
墨家的使者想了想道:「昔年齊攻魯,魯侯問政於子墨子退齊之策,子墨子說需得做好三件事。」
「更早些,齊魯之戰,曹劌論戰,想必你們也知道戰前所問之事?」
鄭國君臣自然知道這兩件事。
實際上這兩件事,說的並不是一回事,但都是根據具體情況所分析的。
曹劌所論,共有三問。
衣食所安,弗敢專也,必以分人。對曰:小惠未遍,民弗從也。公曰:犧牲玉帛,弗敢加也,必以信。對曰:小信未孚,神弗福也。公曰:小大之獄,雖不能察,必以情。對曰:忠之屬也,可以一戰。戰則請從。
墨子所論,亦有三問。
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,下者愛利百姓,厚為皮幣,卑辭令,亟遍禮四鄰諸侯,驅國而以事齊,患可救也。非此,顧無可為者。
曹劌和墨子面對的都是魯國,也面對的都是齊魯之戰,但兩者說的三論的時代背景不同。
曹劌之時,尚未春秋,國野有別,車戰為主,兩軍交戰,只要國人肯戰,那麼未必就不能以少勝多,而且當時齊魯之間的差距不是太大,長勺之戰齊國大敗。
墨子之時,春秋已末,再無國野,動輒數萬圍城。
墨子很清楚不管是上遵鬼神還是下利百姓,那都已經來不及,所以給出的建議就是通過外交手段,利用各國的矛盾,迫使齊國退兵。
最終曹劌打贏了長勺之戰,墨子也發動弟子遊說各國使得齊國退兵,都取得了想要的結果。
如今鄭國的事,也需要具體的情況具體分析。
但墨家使者早有說辭,問道:「子墨子所言,上者尊天事鬼,下者愛利百姓,實則是一回事。」
「天帝生人,故而希望人民安康富足,民為神主,民之所欲天必從之,故而尊天事鬼表現在治國上,就是愛利百姓。」
「卻不知鄭國上下,百姓可曾得利?可曾得愛?若得利得愛,則可戰。昔年泗上不過有沛邑,百里之地,民得愛利,可破魏楚,況鄭五百里之國?」
一番話,鄭國君臣都低頭不語。
墨家一直在談利民愛民,那麼怎麼才算是利民愛民?
鄭國不管是公族、七穆、還是駟子陽餘黨,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什麼?還不是為了自己的權力,財富?
好在鄭公乙道:「寡人非是沒有愛民利民之心,只是韓國圍困鄭地,自三十年前無日不戰。欲戰,則要有錢糧軍賦,民眾必然受苦。」
「可若不戰,那麼又會助長各大國不義之心,使得大並小、強吞弱行於天下,這是讓天下更加苦痛的做法啊。寡人怎麼可以助長這些不義野心的滋長呢?」
「況且昔年子陽執政,多有變革之心,墨家也多讚賞,然而強敵環伺,如何敢變?」
這話雖然是場面話,卻也不是沒有道理。
要變法,就必然觸動貴族的利益,七穆之爭,哪怕駟子陽一黨聯合公族擊敗其餘六穆,自己吃肉百姓喝湯,那也可以使得民眾有效死之心。
然而結局卻是駟子陽被殺、鄭國內亂,七穆叛逃,去魏韓那邊做大夫去了。
針對這樣的場面話,墨家使者沒有用宣義部一貫的口吻先批判一番,而是說道:「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說辭。」
「既是上遵鬼神下利百姓此時皆來不及,又要保護鄭國社稷使得韓宗為私利而開戰的野心不能夠得逞,這就只能考慮外交之事。所謂厚為皮幣,卑辭令,亟遍禮四鄰諸侯,便是此意。」
「但是,韓國負黍、陽翟皆近鄭都,在外交事成之前,鄭國需得做到一點,最起碼要有保衛都城的能力,至少要能做到韓軍圍困都城半年不能攻下的準備,他國方能支援。若不然,數日城破,縱然外交各國,又如何來得及?」
「是故這件事本身,還是鄭國內部的事,內部的事不能夠解決,外部有再多的支持也不能夠奏效。」